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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死屋手记》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发表的一部*重要、*有影响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见闻。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各类苦役犯的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勾画出各种人物的独特个性。

卷

引言

章 死屋

第二章 初的印象

第三章 初的印象

第四章 初的印象

第五章 个月

第六章 个月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第八章 果敢的人们。卢奇卡

第九章 伊赛·福米奇。澡堂。巴克卢申的故事

第十章 圣诞节

第十一章 演戏

第二卷

章 医院

第二章 续

第三章 续

第四章 阿库莉卡的丈夫（故事）

第五章 夏天

第六章 监狱里的动物

第七章 请愿

第八章 狱友

第九章 潜逃

第十章 出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复杂、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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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往往能忍耐若干年， 他俯首听命，忍受最残酷的刑罚，可是有时候，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甚至什么都不为，却突然发作来。从某种观点来看，甚至可以把他叫做疯子；可是人就是这样的。

唉，人的生命力真强啊！人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动物，我以为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最恰当不过的。

一个人往往能忍耐若干年，他俯首听命，忍受最残酷的刑罚，可是有时，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甚至什么都不为，却突然发作起来。从某种观点来看，甚至可以把他叫做疯子；可是人就是这样的。

我只是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一些最可怕、最不正常的罪行和最骇人听闻的凶杀事件，可是讲述者在讲述这些事件时却流露出一种十分天真的、抑制不住的嬉笑态度。这样的冷酷无情，自然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这是一种特殊现象：这不单纯是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尚未被科学发现的体质上的缺陷，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畸形发展。

我清楚地记得，从我开始过上这种生活的最初几天起，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仿佛并未发现其中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异乎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是使人感到意外的东西。这里的一切，似乎早在我前来西伯利亚的途中，当我竭力猜测我未来的命运时，我就想象到了。可是过了不久，无数出乎意外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事件，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只是到后来，当我在狱中度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才充分了解到这种生活究竟有多么奇特，多么不可思议，因此我越发感到惊愕了。老实说，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中，这种惊愕心理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始终也未能适应这种生活。

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那么繁重，并不象苦役，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以被称为繁重的苦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个自由的农民所干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有时甚至还得通宵地干，特别是在夏天；然而他是为自己干活，而且有实际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从事的这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劳动来就要轻松得多了。有一次我曾这样想：要想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能使最残忍的杀人凶手也胆战心惊，毛骨惊然)，只须让他干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劳动就行了。尽管现在的苦役劳动对于苦役犯说来是毫无兴趣和枯燥乏味的，然而就劳动本身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囚犯们烧砖，挖土，抹灰泥，盖房；这样的劳动还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苦役犯有时甚至醉心于这种劳动，希望把活干得更巧妙、更迅速、更出色。但是如果强迫他，譬如说，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或者让他把沙捣碎，或把一堆泥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去，——我想，几天之后，这个囚犯就会上吊，或者宁肯犯一千次罪，宁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羞耻和痛苦。不用说，这样的惩罚也就变成了折磨和复仇，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达不到任何实际的目的。但是，由于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份，因而苦役劳动也就远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更加令人痛苦，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编辑推荐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死屋手记》是一部描写沙俄时代监狱生活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死屋手记》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平民对贵族和官僚的态度、金钱的作用、劳动的作用等等。一般囚犯对贵族出身的难友的敌视态度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死屋手记》中有大量的描写，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做了解释。

书摘插图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死屋手记》：

　　入狱后的个月，总之是入狱初期，至今还会生动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后的狱中岁月在我的回忆中便只是隐约地闪现。有些往事仿佛模糊了，混淆在一起，只留下了一个总的印象：沉重、单调、窒息。

　　可是我在服苦役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现在想起来却恍若昨日。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

　　清楚地记得，从跨入这种生活的步起，我就大为震惊，我在这里似乎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惊人、异乎寻常或不如说意料之外的情况。这一切仿佛以前也曾在我的想象中闪过，那时我在走向西伯利亚的途中竭力预测我未来的遭遇。可是不久，无数稀奇古怪的意外情况、骇人听闻的现象几乎使我每走一步都会愕然驻足。只是后来，我在狱中生活了好久，充分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的全部特殊性、难以逆料的意外性之后，我才对它越来越感到讶异。我承认，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这种惊讶始终伴随着我；我始终无法习惯于这种生活。

　　总之，我踏入监狱的初印象，是极其恶劣的；但尽管如此，——说来也怪！——我觉得，监狱生活比我在路上所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囚犯尽管戴着镣铐，却可以在整个监狱自由地走动、吵架、唱歌、干私活、抽烟斗甚至喝酒（尽管喝酒的人很少），每到晚上还有些人开始赌博。就说劳动吧，我觉得并不十分繁重，算不上什么苦役，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了，说这种劳动是繁重的苦役，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它艰苦而持续不断，而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的驱使之下非干不可。自由自在的庄稼汉的劳动也许多得不可比拟，有时还要夜以继日地干，夏季尤其如此；然而他是在为自己劳动，怀有一个合理的目的，因而比起被强制地从事于己无益的劳动的苦役犯来，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要彻底制服、压垮一个人，要对他处以一种可怕的刑罚，以致可怕的杀人凶手也闻之胆寒，不敢以身试法，——那么只要使劳动具有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特点即可。如果说现在的苦役对苦役犯来说是枯燥乏味的劳动，那么就劳动本身而言，它还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囚犯在制砖、松土、抹墙、盖房子；这种劳动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从事劳动的犯人有时甚至会着迷，只想干得更巧妙、更麻利、更出色。可要是强迫他，举例来说，把一只桶里的水倒进另一只桶，再倒回原来的桶里，或捣沙土，或把一个地方的土堆拉到另一个地方，再拉回来，那么我想，犯人过不了几天就会shangdiao zisha，或者犯下千百种罪行，但求一死，以便摆脱这种屈辱、羞惭和痛苦。不言而喻，这样的惩罚变成了一种酷刑，一种复仇，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而由于任何强制性劳动都必然会具有这种酷刑、徒劳无益、屈辱和羞惭的成分，因而苦役犯的劳动比任何自由的劳动都痛苦得无可比拟，其原因恰恰在于它的强制性。

　　不过，我是在冬季的十二月入狱的，对夏季的劳动还一无所知，而夏季劳动的艰苦五倍于冬季。一般地说，在我们的城堡里，冬季的公益性劳动不多。囚犯们的劳动是到额尔齐斯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各个车间干活，在公家的建筑物旁扒开暴风雪吹积的雪堆，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等等。冬季白天很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全都早早地回到牢房，要不是偶尔干些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做。但是干私活的犯人也许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人便无所事事，在监狱的各个牢房里到处闲荡，吵架、互相搞阴谋诡计、挑起纠纷，要是偶尔有了点钱就酗酒；夜里聚赌，把后一件衬衫也输掉，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无聊、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剥夺，除了强制劳动，在苦役生活中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余的一切都更为强烈的痛苦。这就是：强制的群居。当然，别处也有群居生活；可是到监狱里来的某些人，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我相信，每个苦役犯都会感觉到这种痛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当然是下意识的。

　　……

前言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富想象力的解读。

　　艰难踬蹶，创作一生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

　　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小人物”是俄国文学里固有的一个母题，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果戈理的《外套》，到后来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这个母题被开拓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部作品《穷人》奏响的就是这个旋律。陀氏崇敬普希金，他的部作品献给了这样一个题目，也许并不偶然。因为他说过：“我们都是从普希金门下走出来的。”但《穷人》里的主人公杰武什金虽然有着和其他“小人物”一样的命运，在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自己人格的意识。“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劳力挣来的”。社会的不公，贫富的对立使他愤懑，他意识到自己软弱，又不能有所作为，他告诉读者，“在一个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别林斯基语）。陀氏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这是他比前辈们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人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人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

　　《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

　　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

　　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作家都有极其精细的描写。这一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好的证明。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兼心理学家，他一方面用医案来说明他的潜意识理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然地成了他理论的佐证。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意识》就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注脚。关于梦的解析以及潜意识问题的解释，陀氏成了一个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驱。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陀氏自己说“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己任，这说明他十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心、心理、意识上切入去了解人心的秘密。

　　但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以推论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看法，但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厚重的，有着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依据。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视要高出于文学中一般心理描写的道理。

……

书籍介绍

《死屋手记》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发表的一部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见闻。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各类苦役犯的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勾画出各种人物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