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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期处在五四重重遮蔽之中的晚清民初文学，但它并非全面叙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严肃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话题都不算新，然而杨联芬女士对这些“老话题”的再解读却充满了新意且极富于启发性，这与作者的学术态度、学术修养、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首先，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充分尊重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细致入微地考察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与多元异质。以第三章为例，作者不厌其烦地具体考察了林纾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为译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共时性语境中的作用；还搜集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林纾的译作对几代文学青年，诸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吉力人、钱锺书等人，所产生的历时性影响。对于文学史重复论述的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论争，作者也不忘做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这样的结论。据此，作者不仅恢复了林纾被“历史主义”叙述扭曲的原生态形象，而且俨然将林纾放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上，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据此深入地接触并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性情境，摒绝了此类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理论与材料脱离的恶劣现象。其次，这本专著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了杨联芬女士宽广而精警的学术视野，及其对纵横错综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这在最后一章的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作者将曾朴的《孽海花》从鲁迅定位的“谴责小说”中提升出来，与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三部曲放在一起比较论证，将它们统称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并与法国文学中“从莫里哀到雨果、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精确的比较。作者认为曾、李二人小说的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们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展现了一种由日常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这种见解很有价值，现代性文学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与表现，作者以她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将这种现代性内涵落到了文学叙事的实处，这也正是其高出同类研究的地方。此外，该书特别值得称赞之处还有作者卓越、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富有灵气的文字表述。可以第六章具体论述为例，比如，“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情的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充满了拜伦式的热烈情怀，也散发着雪莱式的忧伤。”作者的诗人文笔并非感性的无余流露，而是与一个学者的知性和理性相伴相随，这样描述作者的文字风格也许更为恰切。

序

绪论 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

第一章 在悖论与调和中建立文学的“现代”平台

一、理论悖谬与时代需求：晚清新文学运动的意义

二、晚清文人的边缘化与现代审美观念的萌生

三、“人的文学”——“启蒙”与“艺术”的平衡

第二章 “新”之所以然——晚清新小说论

一、晚清新小说审美空间的陌生化与“超验”性

二、新小说文本与读者的新关系

第三章 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一、“古文”与小说：林译对俗雅界域的打破

二、林纾对西方小说的误读及意义

三、再论要纾与五四文坛

第四章 作为“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

一、超前的现代性

二、叙事的先锋性与审美的不实现

三、《域外小说集》作为“潜文本”的意义

四、鲁迅小说的诗化倾向

第五章 晚清-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

一、“国民情”概念的由来及晚清的国民性批判理论

二、晚清新小说与国民性母题的形成

三、五四文学：国民性的焦虑与对抗

四、国民性命题的再讨论

第六章 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

一、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

二、苏曼殊小说的浪漫抒情

三、逃禅与脱俗：苏曼殊的宗教信仰问题

第七章 曾朴、李*人与长篇历史小说的转型

一、“小说”与“历史”的两难：吴趼人、林纾历史小说的过渡性

二、风俗史与非英雄：曾朴《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三、李劼人：现代历史小说的完成者

杨联芬，又名张忆，女，四川荥经人，1963年生于四川宝兴。1986年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199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主要学术著作有《白话今译》、《中国丙工小说中的抒情倾向》，合作主编《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凡17编、《童话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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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外国人的眼光打量中国人自己，以达到民族的自省、自励、发奋，这是五四以来思想和学术界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姿态。

所以，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是从体裁的现代化开始的，它促进了人的意识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为典范的确立，是从林纾的翻译小说开始的。

林纾的翻译，千方百计在西方小说中寻求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相同的地方，以此消除中西暌隔，使一向自大的中国士大夫“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周氏兄弟的翻译，则旨在将“中国小说中所未有的”异域情调介绍进来，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

书籍介绍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期处在五四重重遮蔽之中的晚清民初文学，但它并非全面叙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严肃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了实质性的推进。

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话题都不算新，然而杨联芬女士对这些“老话题”的再解读却充满了新意且极富于启发性，这与作者的学术态度、学术修养、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首先，作者能够深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充分尊重历史的细节和偶然性，细致入微地考察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与多元异质。以第三章为例，作者不厌其烦地具体考察了林纾用古文翻译一百几十部西方小说的情况，以及他为译者所写的大量序跋在共时性语境中的作用；还搜集了这一研究领域中尽可能多的资料，论证林纾的译作对几代文学青年，诸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李吉力人、钱锺书等人，所产生的历时性影响。对于文学史重复论述的林纾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论争，作者也不忘做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林纾与新文化的分歧，并非是否使用白话，而是是否使用白话，就一定废除古文”这样的结论。据此，作者不仅恢复了林纾被“历史主义”叙述扭曲的原生态形象，而且俨然将林纾放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上，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据此深入地接触并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性情境，摒绝了此类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理论与材料脱离的恶劣现象。其次，这本专著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了杨联芬女士宽广而精警的学术视野，及其对纵横错综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这在最后一章的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作者将曾朴的《孽海花》从鲁迅定位的“谴责小说”中提升出来，与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三部曲放在一起比较论证，将它们统称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并与法国文学中“从莫里哀到雨果、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精确的比较。作者认为曾、李二人小说的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体现在，它们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展现了一种由日常世俗生活构成的“风俗史”。这种见解很有价值，现代性文学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日常化私人生活空间的发掘与表现，作者以她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将这种现代性内涵落到了文学叙事的实处，这也正是其高出同类研究的地方。此外，该书特别值得称赞之处还有作者卓越、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富有灵气的文字表述。可以第六章具体论述为例，比如，“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情的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充满了拜伦式的热烈情怀，也散发着雪莱式的忧伤。”作者的诗人文笔并非感性的无余流露，而是与一个学者的知性和理性相伴相随，这样描述作者的文字风格也许更为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