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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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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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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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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

序

导 言　从草原游牧封建制到家产制

第一篇　代人集团

第一章 “帝室十姓”与“国人”

第二章　拓跋魏的国家基础

第二篇　文明太后

第三章　文明的崛起

第四章　文明的改革

第三篇　从西郊到南郊

第五章　国家祭典的改革

第六章　民爵与民望

第七章　孝道与北魏政治

第四篇　附录

康乐（1950—2007），台湾台南人。大学就读于东海大学历史学系。1973年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得傅乐成指导。1978 年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师从余英时。1983年博士毕业，此后长期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著作有《从西郊到南郊》《佛教与素食》等，并曾担任《新桥译丛》总主编，与妻子简惠美合作翻译马克斯‧韦伯著作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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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河西”一词在北魏时，经常是用来指“陕北、绥远南境”这一地区的，至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在当时固然也有称河西者，却也常以“河右”称之。（P270）

先决条件是统治者必须拥有一批具【备必要知识、资料与训练，而又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官员，这又只有倚赖官僚制度了。】

拓跋珪（及其后继者）采取的这些措施，是拓跋统治集团形成的直接因素：“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措施，导致“代人集团”的出现；征募中原士族任职中央及地方的政策，使得中原士族在拓跋政坛上分配到一个角色；领民酋长制的实施则使得帝国境内散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封建领主”。这几个集团即构成拓跋帝国境内除王室之外最主要的统治阶级。（P57）

领民酋长与代人的差异也可以从一个小现象——虽然不是那么重要——反映出来，此即绝大多数的代人集团成员在孝文帝之后皆已改为汉姓，领民酋长则几乎清一色仍维持胡姓（P61）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给“代人集团”一个如下简单的界定：这个集团形成于4世纪末的平城及邻近地区，至5世纪初仍陆续有所扩充；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北亚游牧民族，然而也包括少数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而且就算在其主体的北亚游牧民族间，成分亦很复杂，根据姚薇元的考订，至少包含鲜卑、匈奴、柔然、乌桓、高车等族；然而不管他们原先来自哪个民族、属于哪个部落，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他们即以“代人”之身份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云代地区是他们唯一的“家乡”，这是他们与同居于平城王畿的汉人（包括士族与平民）不同的地方；放弃部落组织而为“编户”，则是他们与领民酋长及其部落民之间的最大差异。（P61）

从公元486年开始，孝文帝陆陆续续推动一系列的改革，而于493年迁都洛阳时达到最高潮，改革的内容虽然繁复多端，总归起来是以礼制的重整为其核心，目的则在建立一个讲究礼法制度的家产制政权。我们晓得，除了少数例外，历来中国的汉族王朝基本上皆可纳人家产制政权的范畴，在这种类型的政权里，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乃是建立在一种礼法制度与恭顺关系（ Pieta）的基础上，“恭顺”是其内在精神，“礼法”则是其外部规范；“正如家产制源自于家子对家父权威的恭顺关系，儒教亦将官吏对君主的服从义务、下级官吏对上级长官的服从义务，以及（尤其是）人民对官吏与君主的服从义务，莫基在孝顺此一首要的德行上”。明乎此，则孝文帝所要塑造的新政治文化也就不难理解了，换言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以家产制之下被支配者对支配者的恭顺关系，来解消草原游牧封建制里存在于“汗”与“伴当”之间，以忠诚誓言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借由礼教文治的提倡来争取汉人士族的认同。

中时期的女主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众所周知，是中国史上女主出现相当频繁的个时代，其中还包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一一武则天，此一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从2世纪末叶开始，传统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大量北亚民族的移入中原，以及他们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大大小小的政权，对此一时期女主的出现一一以及她们政权的根本性格一一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魏晋时传统社会伦理的解体

即所谓的“名教危机”一当然不始自东汉之亡，只不过帝国的崩溃对此一危机的表面化，无疑起了相当程度的刺激作用。名教危机的内容在余英时的《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简言之，从西汉时所编织的、维系中国社会达数百年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妇）至此已大为松弛。其中夫妇一伦，关系到此一时期（至少是上层社会）妇女地位的转变，值得我们稍做讨论。余英时在《魏晋中国的个人主义与新道家运动》（ Individualism and the Neo- Taoist Movement in Wei Chin China）ー文中，即曾简短总结道：这一个时代上层社会的妇女，一般而言，不大理会儒家礼法，她们极为活跃地介入社会，而不再全心全意的主持中馈。”

九品中正制与户调式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前者，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得到保证，而后者则保障了士族的经济及社会利益。我们当然不能简单认为，门阀社会的形成是由于这两个制度。实情毋宁是，正因为当时士族在政洽社会已取得主导地位，才有这两种制度的出现。不过，不管怎么说，九品中正制的实施（220）与户调式的公布（约280年平吴后)，代表了士族享有特权的法制化，对魏晋门阀社会的发展史而言，的确还是个重要的指标。

书籍介绍

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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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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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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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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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