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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为近年来本探讨晚清天津女子教育的专著，以此时期天津大小37所女学、1000多名女教习和女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由此生成的现代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晚清女子教育初兴，如何应对、认知这些女教习和女学生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成为女学发展之关键所在。就此，本书选择三个与晚清女学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进行深入分析：身体和图像的游移、视觉建构和形象制造，即女学师生的身体及照片在实际的和虚构的公共空间中的流动、画报在视觉层面上对女学生、女教习和女校的再现和建构，以及新女性典范形象的制造和传播。本书认为，晚清天津女学，或者更普遍意义上的近代女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校园为中心、在师生之间传递知识的教育过程，而是各类参与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重新探索社会规范、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这其中充满对话、磋商甚至矛盾。一方面，女学参与者赞誉女学之现代性，推崇文明女教习和女学生形象；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主动借助传统的性别意识、社会规范以及文化惯例来确立女学的现代边界，将女学这一新兴事物去陌生化，使得女学真正在认知层面和日常层面沉淀下来，成为实际的社会存在。?

导论?

章：话语背景：“女界”与晚清女性形象分析?

节：在教化与文明之间：“女界”初现?

第二节：“女界”与近代两性关系之转变?

第三节：“合群”书写下的女界与国家民族主义?

结论?

第二章：历史背景：晚清天津女学图景?

节：从天子渡口到通商口岸?

第二节：天津女学全景图?

第三节：官立、公立和民立女学?

第四节：借才异地?

结论?

第三章：何处是归处：晚清天津女学师生的游移经验?

节：从幽闭到释放?

第二节：行旅与身体游移?

第三节：照片与形象游移?

结论?

第四章：暧昧的凝视：晚清天津画报中的女学呈现?

节：近代画报与“图像转向”?

第二节：分裂的画报，破碎的启蒙?

第三节：晚清天津女学的视觉呈现?

结论?

第五章：制造吕碧城：晚清女性公共形象的生成与传播?

节：晚清女性典范制造机制?

第二节：擅旧词华，具新理想?

第三节：擅新文体，具新思想?

第四节：擅旧文体,具旧思想?

结论?

结语?

附录一：晚清天津历次女学调查表统计?

附录二：晚清天津各女学堂名称、成立时间及地点?

参考书目?

秦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目前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社会文化史和妇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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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大约是近代有关女性新思想、新形象宣传最为猛烈之时期。不仅诸如罗兰夫人、批茶夫人这样的西方女性被译介入中国社会，而且像花木兰、孟母这样的中国传统女性亦被改写。如果将之称为一场有关女性谱系书写或女性形象再造的文化运动，其结果之一便是中国女性在传统家族制度下承担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受到质疑和争论，而像孝女、贤妇、良母这样体现传统性别规范角色的词汇，亦无法满足这场文化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和挑战。

以“女界”一词为例，它反映出在近代国族话语、两性关系和精英传统等三重脉络互动中，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对女性的矛盾的认知。一方面，一些女性精英以报刊、女学、社团等为媒介，主动建构起一个以自然性别为基础、充满姊妹情谊的理想世界，以此改变儒家伦理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并为中国女性在传统家庭角色之外另设选择，但是这个平等的理想世界却巧妙地掩盖了女界内部新建的等级阶序；另一方面，女界的形成也受到晚清以来兴起的“合群”思想的影响。在这一阐释框架中，国家民族被想象为由不同“群”或者“界”——如政界、军界、商界、绅界或者学界等——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女界试图以“界”之身份，与上述各界平权并立，共同参与到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但是，这一美好愿望却又遭到妓界的挑战。最终，女界不得不放弃自我宣称的姊妹情谊，主动且坚决地与妓界划清界限，强调二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本质之别。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扞格中，女界之大同理想终成幻想。

首先，学者们容易乐观地将女学视为近代妇女解放过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以一种赞誉式的论调来书写女学的出现和发展过程。学者们或多或少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即女性接受学校教育，是社会进步、女性解放的必然结果，而中间所出现的各种挫折，从性质上来说是保守的，从时间上来说是暂时的，它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阻碍女学向前迈进的光明前途。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戴着一副现代性的眼镜来看待和研究近代女子教育。而本书便是试图对这种宏大的现代性思维框架本身进行反思和解构：如果说女学遇到的一些挫折被定性为保守，那么这种保守态度不仅表现在官员和士绅身上，亦表现在参与其中的很多女性身上，即我们所说的文明女教习和女学生。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会有挫败和保守？这种保守是否有其内在逻辑？而这种内在逻辑是否有效？

这些问题与本书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直接相关。受妇女解放这一现代性框架的影响，前人学者在对近代女子教育进行研究时，有时过于轻易地将“女权先锋”、“女性解放先驱者”这样的头衔赋予女教习和女学生，似乎她们天然具有一种主动追求女性解放的特质。但是，本书试图论证的一个观点是，这种先锋者的角色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历史趋势，而恰恰是需要分析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因为它将我们导向这些女教习和女学生——甚至是在更大范围中参与女学的官员和士绅等群体——的阶层身份，即她们大都出身士绅家庭。这种阶层身份并不必然指物质层面，恰恰相反，我们会看到，很多早期积极参与女学的女性都来自物质条件一般的中下阶层，有些女教习甚至需要通过教书来维系家庭生存。但是，出身士绅家庭，无疑为这些女性在文化资源、社交网络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供了他人所不能及的优势甚至是特权。这些阶层优势，一方面促成了这些女性现代身份的转变，使得她们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可以通过女学再次成为具有现代身份的新精英，但另一方面，亦使得这些女性会有意无意地维持甚至强化很多与阶层身份相关联的性别意识和社会规范，因为正是这样的意识和规范，才使得她们最初成为士绅阶层的象征。于是，在这群最先走向文明的女教习和女学生身上，我们反而能看到她们身上挥之不去甚至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规范。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所呈现出来的保守，自有其因。

因此，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女学学什么，而是女学是什么，即参与女学的各类群体，不管是官员、士绅、女教习还是女学生，对女学有怎样的期待、想象、态度、认知和体验。尤其是对女学生这一新兴群体而言，教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获取知识、经验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她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的问题”。就此而言，女学这一议题其实展示了一个重新界定和规训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当下性的，而非后设性的。在这其中，诸如国家政治、地方社会以及精英传统共同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女学不再简单地是一个以校园为中心、在师生之间传递知识的教育过程，而是各类参与者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重新探索社会规范、确立社会地位、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就此而言，女学“与其说是教育过程，不如说是规训过程”。

西方来华人士（主要以传教士为主）和中国精英阶层一起，自我赋权为女性解放者，并相应地建构了一个困于闺阁、沦为玩物的中国女性形象。这种话语转变，始于传教士群体。19世纪后半期，在《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等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上，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开始对女性幽居家中、举止娴静进行否定性的评论。“幽”这一主动选择之美德逐渐成为“困”这一隐含被动和无助的恶俗。这种批评与传教士对中国女性缠足议题的关注有直接关系。

书籍介绍

本书作为近年来第一本探讨晚清天津女子教育的专著，以此时期天津大小37所女学、1000多名女教习和女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由此生成的现代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晚清女子教育初兴，如何应对、认知这些女教习和女学生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成为女学发展之关键所在。就此，本书选择三个与晚清女学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进行深入分析：身体和图像的游移、视觉建构和形象制造，即女学师生的身体及照片在实际的和虚构的公共空间中的流动、画报在视觉层面上对女学生、女教习和女校的再现和建构，以及新女性典范形象的制造和传播。本书认为，晚清天津女学，或者更普遍意义上的近代女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校园为中心、在师生之间传递知识的教育过程，而是各类参与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重新探索社会规范、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这其中充满对话、磋商甚至矛盾。一方面，女学参与者赞誉女学之现代性，推崇文明女教习和女学生形象；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主动借助传统的性别意识、社会规范以及文化惯例来确立女学的现代边界，将女学这一新兴事物去陌生化，使得女学真正在认知层面和日常层面沉淀下来，成为实际的社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