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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日刑法采取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我国采取平面耦合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犯罪构成体系不同，经由犯罪构成识别而形成的犯罪类型呈现差异。研究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构成体系和现实生活实际，不能顾此失彼。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凸显出新的危害行为类型及新的危险源头，现有刑事立法无法应对。因此，风险社会背景下，研究我国刑事立法趋势及司法应对危险方法就显得很有意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构成体系及社会发展境况，对我国危险犯及风险社会风险的治理展开研究，以助益于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

绪论部分主要讨论犯罪分类，为研究我国危险犯建立前提。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根据行为该当构成要件是否需要结果为标准，将犯罪分为行为犯和结果犯；根据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样态，将犯罪分为侵害犯和危险犯。我国采用平面耦合的犯罪构成体系，危害行为充足犯罪观念形象与危害行为侵害法益的样态同时进行判断，犯罪分类应以危害行为充足构成要件的方式及危害行为充足构成要件时对法益的侵害样态为标准将犯罪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

绪论 犯罪分类

一、犯罪分类介绍

二、犯罪分类评析

三、犯罪分类的理论基础

四、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下的犯罪分类

五、犯罪分类新论

第一章 危险犯概念

第一节 我国刑法危险犯的概念

一、危险犯概念观点介绍

二、危险犯概念的缺陷

三、危险犯概念的确立

第二节 论我国刑法危险犯的危险

一、我国刑法危险犯危险的分类

二、我国刑法危险犯危险的认定

第二章 我国刑法的危险犯

一、危险犯的特征

二、危险犯的立法理由

三、我国危险犯与德、日危险犯的差异

四、危险犯的范围

五、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行为犯的区别

六、结语

第三章 风险社会理论与中国刑法观念

一、我国风险社会刑法观概述

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澄清

三、我国刑法学界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误解

四、我国刑法理论应对风险社会危害行为的观点及评析

五、我国刑法应对风险社会危害行为的策略

六、结语

第四章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危险犯立法趋势研究

一、新危害行为及其特征

二、新危害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

三、我国危险犯的缺陷

四、现有关于危险犯的立法处置新危害行为乏力

五、过失危险犯不能处理新危害行为

六、设置新危险犯的理论分析

七、危险犯的立法趋势

八、结语

第五章 制度失范造成的风险的治理——以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认定为例

一、非法持有枪支罪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二、大量非法持有枪支行为人罪的原因分析

三、司法考核制度下非法持有枪支罪认定的风险

四、完善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认定方法

五、改革业务考核制度，加强诉讼监督，加大社会治理力度

六、结语

第六章 构建的风险的治理——以醉酒驾驶为例

一、醉酒驾驶入罪理由与现实的错位

二、醉酒驾驶的客观危害不是醉酒驾驶入罪的原因

三、风险社会背景下，醉酒驾驶的危险主要是民众建构的

四、以民主协商消减民众对醉酒驾驶危险的扩大化认识

五、醉酒驾驶危险的治理机制

六、结语

　　李林，（1980-），男，四川南充人，2010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西南政法入学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公开发表学术论述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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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为犯论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行为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也有学者认为，“行为犯就是以一定的行为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不以发生特定的物质性结果或非物质性结果为必要的基本犯。”

　　以行为符合分则条文为标准对行为犯进行界定确是好的视角，这种界定易于从外观上对行为犯进行把握。但对这些类型的危害行为，有些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如非法持有枪支；有些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上述界定的缺陷在于不能体现危害行为与法益侵害之间的关系，容易混淆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的界限。

　　立足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对行为犯进行界定，既要考虑犯罪的内部构成，又要考虑危害行为侵害法益的样态，如此综合界定的行为犯才符合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行为犯不是不产生任何危害结果——诬告陷害罪产生司法秩序遭受破坏的结果——而是这种非物质性结果囿于种种原因不容易认定，只有通过判断危害行为的实施进程进行识别。非物质性结果发生时，危害行为亦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对行为犯，通过识别危害行为识别危害结果，对危害结果的判断被对危害行为的判断所屏蔽，认识犯罪时就毋需再认定危害结果。因此，行为犯是指，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行为充足犯罪观念形象并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而既遂的危害行为类型。

　　（三）危险犯论

　　对危险犯的概念，学界聚讼不休。总体而言，有从犯罪既遂角度和犯罪成立角度对之进行界定两种。从犯罪既遂角度进行界定的学者认为，“危险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也有学者认为，“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从犯罪成立角度对危险犯进行界定的观点认为，“危险犯是指以一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导致了某种特定的危害状态出现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犯罪。”

　　从犯罪成立角度对危险犯进行界定是以刑法分则为犯罪成立模式为前提的，我们认为，犯罪分类只能以犯罪既遂为前提，犯罪类型只有以犯罪既遂为基础才能清晰地展现犯罪的构成要件，才能与其他犯罪类型作横向的比较。但上述从犯罪既遂角度界定危险犯也存在一些疑问：首先，有论者以“危险状态”“危险结果”界定危险犯，但危险犯的危险状态不是法定的，有些犯罪虽是危险犯，但立法却没有把危险状态规定为罪状要件，如抽象危险犯就没有将危险状态规定为罪状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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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德、日刑法采取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我国采取平面耦合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犯罪构成体系不同，经由犯罪构成识别而形成的犯罪类型呈现差异。研究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构成体系和现实生活实际，不能顾此失彼。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凸显出新的危害行为类型及新的危险源头，现有刑事立法无法应对。因此，风险社会背景下，研究我国刑事立法趋势及司法应对危险方法就显得很有意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构成体系及社会发展境况，对我国危险犯及风险社会风险的治理展开研究，以助益于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

绪论部分主要讨论犯罪分类，为研究我国危险犯建立前提。德、日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根据行为该当构成要件是否需要结果为标准，将犯罪分为行为犯和结果犯；根据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样态，将犯罪分为侵害犯和危险犯。我国采用平面耦合的犯罪构成体系，危害行为充足犯罪观念形象与危害行为侵害法益的样态同时进行判断，犯罪分类应以危害行为充足构成要件的方式及危害行为充足构成要件时对法益的侵害样态为标准将犯罪分为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我国刑法中的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与德、日刑法中的行为犯、结果犯和危险犯具有不

同的意义。

第一章主要对危险犯进行概述。我国刑法分则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犯罪构成集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为一体，危险犯的"危险"既要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的侵害危险，又要反映危害行为造成的实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危险"具有双重职能。危险犯是指造成实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并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危险而既遂的危害行为类型。危险应以客观存在的危险状态的事实作为判断对象，以科学法则并结合类型化人的认识能力作为判断方法，以行为时作为判断时间进行判断。危险犯的危险可分为具体的危险与抽象的危险，危险状态不是结果犯的结果，危险犯不是结果犯。

第二章主要论述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些危害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旦这些危害行为造成实害结果将造成重大的损失，为此，立法提前介入将造成危险状态的行为拟定为犯罪，通过发挥刑法的规范引导功能、宣示功能预防犯罪。对具体危险犯，其棵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棵行为作用于特定的犯罪对象造成实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才表征危害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因此，具体危险犯的危险需要在个案中具体判断。对抽象危险犯，其棵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棵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就能造成实害结果发生的危态，危险状态潜藏在危害行为中，通过认识危害行为就能判断危险状态，因此，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不需要在个案中具体判断。无论是具体危险犯的危险还是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危险都是现实的。根据我国刑事立法及刑法理论，未遂犯不是危险犯。

第三章主要论述风险社会我国刑法观念。我国有刑法学者以我国当下社会中存在大量风险就直接引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论证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并主张扩大刑法介入生活的范围。也有刑法学者基于我国当前社会不具备风险社会理论成立的反思现代性前提，认为不应简单地套用风险社会理论解决我国刑法问题。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主要有风险实在论观和建构风险论观。前者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然而，风险实在论不是强调社会客观存在大量的风险，而是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来论证风险制度失范造成的风险，反思现代性是认识风险的视角，不表示现实的风险就客观存在。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不是时代性的标记，风险社会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建构风险论认为，风险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现实的风险没有增多，而是被觉察的风险增多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既存在客观的风险，也存在主观扩大化认识的风险；既存在传统社会的风险，又存在反思现代性的制度风险。无论是主张我国进入风险社会的观点还是反对我国进行风险社会的观点都没有厘清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对传统社会风险，我国刑法能够应对；对制度化风险，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也能够预防；对主观扩大化认识的风险，可通过民主协商沟通解决；对新时期社会出现的新的危害行为类型，立法应设立新的危险犯类型。

第四章主要论述新时期我国危险犯的立法趋势。风险社会背景下，新时期我国社会凸显新的危害行为类型需要规制，如以蒸馏水代替疫苗注射等。实施这种类型的危害行为产生侵害的潜在危险而非现实危险，但如果潜在的危险转化为现实則将造成无以逆转的重大危害后果。我国危险犯的危险都是现实的，同时，现行诉讼制度追究这种类型危害行为的责任也存在诸多瓶颈。有鉴于此，有学者主张增设过失危险犯予以规制，但设立过失危险犯存在诸多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为加强社会控制，降低司法诉讼成本以保护法益，立法只有禁止某些造成重大侵害潜在危险的行为，一旦实施这些行为，法律便拟制产生危险而构成犯罪。为此，立法应当增设新的危险犯类型或将一些具体危险犯修改抽象危险犯。这或许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危险犯的立法趋势。

第五章以非法持有枪支罪为例分析制度化风险的解决途径。当前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为完成打击犯罪的任务，将大量情节显著轻微的非法持枪支行为作犯罪处理，使国家法治建设及公民合法权利遭受重大损害，预防风险的业务考核制度成为制造风险的源头。为此，应完善非法持有枪支的认定制度。首先，通过将非法持有枪支行为构造为不作为犯罪完善非法持有枪支行为的司法认定方法。其次，审查枪支的构造及考察行为人的犯罪经历、职业及年龄等综合认定非法持有枪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后，从根本上还是需要改革司法业务考核制度，加强诉讼监督，加大对非法持有枪支行为的社会治理力度。

第六章以醉酒驾驶入罪为例分析被民众主观扩大化认识的风险的解决途径。醉酒驾驶不是交通肇事的主要原因，相反，超速行驶，违章超车等才是交通肇事的最主要原因。立法不是基于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将醉酒驾驶入罪，而是基于民众在安全意识、风险意识提高后，夹杂着仇官、仇富心理对醉酒驾驶危险的扩大化认识。为此，司法可以通过颁布明确的醉酒驾驶量刑标准穂：定民众对醉酒驾驶危险的认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疏导公众的风险认识；提高审判质量，增强司法公信力堵截民众的风险性认识。